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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性贸易困局下的城投问责之辩:朱世英案拷问国企经营的刑事边界时间:2026-11-17 2025年1月,乌鲁木齐综保区开发投资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朱世英被免去董事长职务,但公司并未让其离岗,而是聘请她担任专职顾问,核心任务就是追讨逾期债权。彼时,她已经牵头追回 2 亿余元款项,推动完成估值 7 亿余元的矿业股权置换,还在国资委挽损专题会上汇报挽损方案,是国资挽损工作里的关键执行人。仅仅八个多月之后,朱世英被批准逮捕,站上被告席,公诉机关指控其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涉案账面金额 7.9 亿余元。这起尚未宣判的案件,一石激起千层浪,直指城投平台普遍存在的融资性贸易业务,也抛出一个行业核心疑问:国企经营的市场风险,何时才会转化为刑事追责? 城投平台诞生之初,核心职能是基建、修路、项目垫资,长期存在投入大、回款周期漫长的特点。在营收考核、发债融资的现实压力之下,不少地方城投平台把大宗商品供应链、融资性贸易当成增厚报表、做大营收的路径,朱世英所在企业也不例外。自 2018 年起,公司开展大宗商品购销业务,依托货权交割、担保抵押的模式开展业务,这是一段时期内国内多地城投平台共同选择的经营路径,并非个案选择,而是考核导向催生的系统性业务模式。 业务前期平稳运行,直到 2021 年黑天鹅事件爆发。合作方北投系爆发高管刑事案件,股东分裂、公章收回、账户冻结、主体进入破产重整;后续又接连遭遇合作对手万天满星违约、金通达实控人爆雷,叠加疫情对物流、尽调工作的冲击,三笔合计本金约 7.9 亿元的业务未能按期回款。 而本案最大的争议焦点,就落在“逾期回款” 是否等同于刑法意义上已经固化、确定的国资重大损失。 依照《刑法》第 168 条,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属于结果犯,构罪的前提是造成确定、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从现有材料看,这笔 7.9 亿债权并非彻底灭失:北投系破产重整阶段已经回款 2 亿余元;通过债转股取得吐鲁番景盛矿业控股权,辩方披露评估值 7.2 亿元,已经完成工商登记,矿山探明煤炭资源储量丰厚;同时该批次贸易业务整体累计盈利约 4800 万元。矿山资产存在多个估值口径,担保物处置、破产清偿、强制执行程序都还在推进当中,资产价值、最终净损失金额,本需要专业的司法会计鉴定、资产评估予以确认。文章材料显示,本案尚未完成对应的司法鉴定,7.9 亿的涉案金额是依据担保合同条款统计得出。破产程序未终结、资产尚未变现,损失金额悬而未决,是控辩双方最核心的分歧。 另一重争议,是责任归属问题。公诉机关指控朱世英 “独断专行”,但辩方提交了支委会纪要、办公会记录、风控审批、合同签批全套留痕文件,证明该笔业务经过集体研究表决、合规上会审批,这套业务模式更是在 2018 年、朱世英接任之前就已经落地运行。而案件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当初参与集体决策的其他人员,在出险之后全部转为控方证人;盈利时算作集体政绩,风险暴露后责任集中指向朱世英一人。辩方曾申请证人出庭对质、调取会议原始录音、启动损失司法鉴定,相关申请均被驳回。 案件的时间线,同样引人深思。监察调查初期,朱世英没有被留置,持续在岗推进挽损,并且取得实质回款、股权确权成果;企业在她被免职后,还专门返聘她负责追债。逮捕之后,朱世英失去协调推进的条件,破产协商、资产处置的挽损链条被迫中断,债务人开始观望,优质处置窗口流失,反而不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全。而追究国企人员渎职、滥用职权的立法初衷,本是防范国有资产流失,阻断挽损路径的羁押方式,是否背离制度初衷,成为舆论讨论的重点。 这起个案的影响,早已超出一个被告、一家地方国企的范畴。当前城投平台正处在深度转型周期,相关政策要求平台逐步剥离融资职能,转向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市场化主体。转型的内核,就是允许平台开展市场化业务、承担合理商业风险。但如果形成 “账面逾期 = 损失、损失 = 滥用职权、签字人即担刑责” 的简化追责逻辑,会给全国数千家城投负责人传递强烈的负向信号:不签字、不拍板、回避风险业务、拒绝接手历史遗留风险项目,才是自保选择。当经营干部普遍选择躺平避险,不敢开展业务、不敢处置存量风险,国资资产看似 “不亏损”,却陷入停滞、无法流动,这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国资风险。 近年来国资监管持续压实责任,46 号令扩大重大决策终身问责范围,融资性贸易明确纳入重点监管追责清单,强化对违规经营的约束,是防范国资流失的必要举措。但终身问责制度想要良性运转,必须建立精细化的损失认定、因果关系判断规则,区分正常商业亏损、一般履职瑕疵和刑事层面的滥用职权犯罪,厘清集体决策之中每个人的责任边界,避免把市场经营风险简单转化为个人刑事责任。 行业和法律界的期待,不在于预设朱世英有罪或者无罪,而是希望这份判决能够清晰回答几个核心问题:融资性贸易业务的合规边界如何界定?最终净损失应当采用何种标准核算?集体上会审批模式下,决策者的刑事责任如何划分?在债权资产仍具备处置价值、损失没有最终落地的阶段,羁押的必要性如何论证? 刑法第 168 条规制的是主动滥用职权、违规渎职的行为,而非市场行情变化带来的经营亏损;法律打击的是违规,而不是市场本身的不确定性。唯有把责任边界划清,才能做到 “该追责的严肃追责,敢干事的免于过度恐慌”。只有分清经营瑕疵、行政责任与刑事犯罪的界限,才能在守护国有资产安全的同时,给城投转型路上的经营者,留出敢担当、敢挽损的制度空间。 案子终会宣判,但这起案件确立的裁判标尺,将长久影响千千万万国企经营决策者手中那一支签字的笔。 |
